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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旅游市场，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屈辱色彩。当时西方旅游业已经发展成熟，20世纪初，中国境内就出现了英国通济隆公司和美国运通公司两家外国旅行机构，到了20年代前后，各国旅行社几乎都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包揽了各种旅行业务。
这些外国旅行社收费高昂，态度傲慢，根本不把中国游客放在眼里。可在当时，国内几乎没有正规的本土旅行社，普通中国人想要出国旅游，或者办理复杂的旅行手续，只能找这些外国公司。在世界旅游业的环境和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的双重刺激下，中国本土的旅游业，才终于被逼着开始起步。
这也是民国旅游最鲜明的特点：它从诞生起，就不是面向普通百姓的产业，而是少数有钱有闲人的专属狂欢。能出国旅游、能找旅行社办理业务的，大多是官僚、富商、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和时间去旅游。
这种阶级差异，贯穿了民国旅游业的始终。外国旅行社的垄断，让旅游从一开始就带着“高端消费”的标签，也让本土旅游业从起步时，就只能服务于少数富裕阶层，和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关系。
1927年，著名的银行家、社会活动家陈光甫先生创办了“中国旅行社”，这也是国内第一家正规的旅游经营机构。这家旅行社的创办，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爱国色彩，它的宗旨是“发扬国光，服务旅行，阐扬名胜，改进食宿，致力货运，推进文化”，说白了，就是要打破外国旅行社的垄断，让中国人自己的旅游，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中国旅行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旅游事业的正式起步。它不仅提供国内外海陆空各种客票的代售，组织各种形式的国内外游览旅行，还在国内各地设立自办的招待所，接待来访旅客。为了方便游客获取信息，它还出版了《游美手续辑要》《游川须知》等各类旅行书刊，甚至还承办团体会议、代办出国留学手续、办理公路客运和铁路餐车业务，业务范围几乎覆盖了旅游的方方面面。
1928年春天，中国旅行社首次组织办理了赴日本观赏樱花团的出境游项目，这也是中国本土旅行社第一次组织出境旅游。虽然参加的游客依旧是少数富裕阶层，但这一次尝试，也让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境游渠道，不用再看外国旅行社的脸色。
可即便有了本土旅行社，民国旅游的阶级差异也没有改变。能负担起旅行社服务的，依旧是少数人，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费用。中国旅行社的诞生，更多的是在商业和爱国层面，为民国旅游打开了一扇门，却没能改变它“小众产业”的本质。
民国时期的旅游景点，也处处体现着阶级差异。当时的旅游景点，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和知名风景区，而能去这些地方旅游的，也大多是城市里的富裕阶层，普通农村百姓，一辈子都没机会走出自己的村子，更别说去景点旅游了。
就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来说，城中心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是最热门的景点。本地人想去，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北京多年，从未获准进入禁区半步，如今有了机会自然不想错过；外地人想去，是因为谁都知道北京城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中心区域那红墙黄瓦、金碧辉煌的建筑群。可这些景点，也不是谁都能随便进的，门票、交通、食宿，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普通百姓根本负担不起。
除了博物馆，城内的中央公园（中山公园）、城南公园（先农坛）、兆京公园（地坛）等休闲场所，也成了游客的好去处。这些公园大多是收费的，而且里面的茶楼、酒肆、餐馆，消费也不低，只有城里的富商、知识分子，才有闲情逸致去公园里喝茶、聊天、游玩。
宁夏、四川等地的旅游，更是体现了这种差异。宁夏地处西北，交通不便，游客去宁夏旅游，必须提前规划好每天的日程，晚上要赶到城镇的繁华地带住宿，一旦遇到车马故障等突发情况，夜间抵达的话，只能到民家、学校、寺庙借宿。能去宁夏旅游的，大多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不然连基本的交通和住宿都解决不了。
四川的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交通不便，产业也尚未得到开发。游客去四川旅游，能买到不少当地的土特产，比如峨眉山上的“峨眉参”、龙门茶厂的茶、水晶石、雪芋，还有内江的甘蔗、糖，通江的木耳，广元的柑橘。可这些土特产，大多价格不菲，普通游客也只是看看，真正能买得起的，还是少数富裕阶层。
就连去重庆这样的山城旅游，游客想买一根登山手杖都难，卖手杖的地方少得出奇，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旅游业的小众状态。这些景点的细节，都在说明：民国的旅游，从来都不是大众的，而是少数人的特权。
民国旅游的住宿和餐饮，也同样被阶级差异划分得明明白白。有钱的游客，可以住大城市里的大型宾馆饭店，吃北京的全聚德、仿膳，上海的雅集茶馆，扬州的富春茶社，享受体面的服务；而没钱的游客，只能靠当地的淳朴民风，勉强解决住宿问题。
宁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去宁夏旅游，一旦遇到车马故障等突发情况，夜间抵达无法下榻正规旅店，只能到民家、学校、寺庙敲门询问是否可以借宿。宁夏人普遍比较热情好客，一般是不会拒绝借宿者的，就算自己有所不便，也会想方设法妥善安置客人，而且从来不会向旅行者收钱。
这种淳朴的民风，成了没钱游客最后的依靠。可这种借宿，也只能解决最基本的住宿问题，没有床铺，没有热水，甚至连干净的被子都没有，和宾馆饭店里的条件，天差地别。有钱的游客可以住宾馆，吃大餐；没钱的游客，只能靠借宿、啃干粮，勉强走完旅程。
餐饮也是一样。民国时期的茶楼、酒肆、餐馆，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里，价格昂贵，普通游客根本消费不起。很多游客在旅途中，只能自带干粮，或者吃当地最便宜的小吃，根本不敢进正规的餐馆。这种住宿和餐饮上的差异，也让民国旅游的阶级鸿沟，变得更加清晰。
民国时期的旅游开发，也体现了鲜明的阶级差异。当时的旅游开发，几乎都是围绕着少数富裕阶层的需求展开的，普通百姓的利益，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以朱启钤先生为首的一批人，开发了北戴河海滨度假区，使之成为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成了民国时期达官贵人的避暑天堂，每年夏天，大量官僚、富商都会带着家人去北戴河度假，住别墅、吹海风、吃海鲜，享受着顶级的旅游服务。而当地的普通百姓，只能靠给游客打零工、做小生意为生，根本享受不到度假区的任何福利。
国民政府又组织力量继续开发国内的旅游资源，使庐山、黄山、雁荡山、华山、泰山、云南温泉都逐渐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这些景区的开发，大多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的旅游需求，修建了宾馆、别墅、道路，可当地的普通百姓，依旧过着贫穷的生活，景区的开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这种“少数人享受、多数人旁观”的旅游开发模式，贯穿了民国的始终。景区成了少数人的休闲地，而当地百姓，依旧在为生计奔波，和景区的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民国时期，团体旅游已经出现，当时不少的大中小学校、企业单位、社会机构都曾组织过团体旅游，而且打出的旗号五花八门：抗战前的公务旅游、科学考察旅游、学术旅游、度假旅游、假期旅游、宗教旅游、蜜月旅游；抗战后的政界人物会议考察游、环球宣传抗日游、侨胞及劳工探亲游、文人名流爱国人士游等等，种类繁多。
可这些团体旅游，依旧不是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校组织的团体旅游，大多是面向有钱人家的孩子；企业单位组织的旅游，是给少数员工的福利；政府组织的公务旅游，更是和普通百姓无关。能参加团体旅游的，依旧是少数人，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参与。
1929年，日报公会组织了东北考察团，历时26天，行程万里，参加活动的有《旅行杂志》的编辑赵君豪和著名的著作者卢作孚，他们在活动后分别著有《东北屐痕记》和《东北游记》，记录了这次难忘的旅程。能参加这种考察团的，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普通百姓根本没有资格参与。
1931年，上海民智中学的教员田曙岚骑自行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环绕海南、广西，游历了广东全省，行程总计13000余里，走遍了50个县，最后完成了《海南岛旅行记》和《广西旅行记》两本游记。能完成这种长途骑行旅游的，也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闲暇时间的知识分子，普通百姓连自行车都买不起，更别说长途旅游了。
这些团体旅游，看似热闹，实则依旧是少数人的集体狂欢，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关系。
民国时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量的旅游书刊也应运而生，这些书刊记录了文人墨客的游览经历，也给游客提供了详细的出行参考。可这些书刊，大多是写给少数富裕游客的，普通百姓根本看不懂，也用不上。
《旅行杂志》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旅游刊物之一，中国旅行社创办了这本杂志，还编辑出版了多部游记图书，比如1929年的《游川日记》，1930年的《十名人旅行记》，1932年的《桂游半月记》《欧游追忆录》，1933年的《蒙滇岁》《西北游记》《川康游踪》，1943年的《西北行》《川康游踪》《欧美采风记》，1945年的《西北行第2集》等。这些游记，记录了作者的旅行经历和见闻，也介绍了各地的旅游资源，可大多是写给有文化、有经济基础的游客的，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机会阅读，也没有能力按照游记去旅游。
还有一种旅游图书，名叫旅游手册，也叫旅行指南，内容更加丰富，往往把一个景点或一地的所有景点都加以介绍，附带其他诸如门票、交通等信息。《老北京旅行指南》就是这样一本旅游手册，此书原名为《北平旅行指南》，由马芷庠先生编写，张恨水先生审定，于1935年8月由北平经济新闻社出版发行。
这本书按“古迹名胜”“食住游览”“旅行交通”“工商物产”“文化艺术”公共团体七个部分分类叙述，将北平的名胜分为中城、南城、东城、北城、西城、西郊、南郊、东郊、北郊几个区域，对每一处名胜都做了详细介绍。在“旅行交通”一章，作者还分了“个人经济旅行”和“团体游览日程”，分别为不同的游客设计了出行方案，甚至还专门介绍了“各处游览票价”，比如孔庙大门券每张大洋四角，优待券每本十张大洋四元，故宫星期日、星期四开放中路及内东路，星期二、星期五开放西路皇极殿、宁寿宫，开放东路、皇极路开放中路陈列室及慈宁宫、慈宁花园，入门券每人五角，儿童一律购全票，军人优待券每人一角，特种参观券每本十张四元。
这本书写得非常详细，可它的受众，依旧是有文化、有经济基础的游客，普通百姓根本看不懂，也用不上。这些旅游书刊，就像民国旅游的缩影，看似普及，实则依旧是少数人的专属。
民国的旅游业，从诞生起，就带着鲜明的阶级烙印。它不是大众的狂欢，而是少数有钱有闲人的专属特权。外国旅行社的垄断、本土旅行社的小众、景点的阶级差异、住宿餐饮的贫富差距、旅游开发的区别对待、团体旅游的小众化、旅游书刊的精英化，都在说明：民国旅游，和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能旅游的，是官僚、富商、知识分子，他们有钱、有闲、有文化，可以去北戴河避暑，去日本看樱花，去全国各地游玩，留下游记和照片；而普通百姓，只能为生计奔波，一辈子都没机会走出自己的村子，更别说去景点旅游了。
民国旅游的发展，确实推动了中国现代旅游业的起步，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旅游文化遗产。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繁荣，是建立在阶级差异之上的，是少数人的狂欢，多数人的旁观。这种阶级差异，也让民国的旅游业，注定无法真正普及，只能成为历史上一段小众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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